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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券商首席经济学家这样看需求侧改革、经济复苏及宏观政策

12月16日,新京报贝壳财经举办了“新发展新格局 资本市场再出发”高峰论坛。在本次论坛上,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深交所第一届创业板上市委委员田轩,以及新加坡交易所执行副总裁、全球业务发起和拓展部主管周士达发表了主旨演讲。

在随后举行的“首席问道经济”分论坛上,来自广发证券(000776,股吧)、中国银河证券、中银证券,以及平安证券的4位首席经济学家,围绕需求侧改革、全球经济复苏、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等话题展开讨论。

1.如何理解和推进需求侧改革?

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注重需求侧改革”,那么,该如何理解和推进需求侧改革?

广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广发控股(香港)总经理沈明高表示,需求侧改革的提出应该是和双循环格局连在一起的。“外循环更多是求稳,在外需相对稳定、求稳的情况下,需求侧改革和双循环中的内循环是连在一起的,需求侧的改革实际上是要求增量——这一增量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力度,如果没有这一增量,我们的经济增长在放慢。当前全球总需求不足或者比较疲弱,如果中国的内循环能够带来增量,不但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帮助,对全球经济增长都会带来一个新的增量。”

沈明高表示,需求侧改革的增量来自投资求效率、消费求增量。“投资效率的改革,要继续推进要素市场方面的改革。消费的增量的实现,也要推进改革——当前我们的消费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资源分配的效率不够,要推进收入再分配方面的改革,使得国家、企业和老百姓(603883,股吧)之间的分配更加合理化。”

中银证券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在需求侧改革方面,核心还是收入分配改革,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增加居民收入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而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两部分,包括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居民财产性收入。

徐高认为,工资性收入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是无法提升的,这个比重是一个常数。因此,要增加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进而推动消费转型,核心还是要增加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而增加财产性收入核心则是要把经济活动中所创造的价值转移到老百姓手里。比如,可以利用更多的国企分红,来增加居民的福利性支出,把更多国企的国有资产划转到社保基金,充实老百姓的社保账户等。这样一来,才能切实推进消费,从而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经济打开新局面。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则表示,需求侧改革的提出和消费还没有达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这一背景有关。

钟正生说,疫情冲击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储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降低。“需求侧改革的提出和消费还没有达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这一背景有关。同时,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差不多是4亿人左右,按照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中等收入群体达到八亿甚至更多,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这块就是庞大的国内市场。”

钟正生还指出,未来随着消费的升级换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的产业结构也要跟随消费去做更好的调整、更好的呼应,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需求侧改革,这也是内循环的重要方面。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在谈到“需求侧改革”的相关问题时表示,需求侧要通过市场化来进行(改革)。

刘锋认为,市场一定要有秩序,但目前我国的市场没有建立好秩序,那么,市场经济需要着力治理的主要是什么问题呢?是坑蒙拐骗、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消费者权益如何得到保护?资本市场也是如此,怎么管市场、怎么打假、怎么反垄断、怎么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些本身都是制度供给。“这些方面的缺失会制约消费的增长,尤其是在消费升级,高品质、高质量的消费上。”

2.明年全球经济如何复苏?

沈明高认为,在全球总需求不足的前提下,全球明年复苏的速度会低于很多的预期。在政策取向上,包括中国在内,意图上或者意愿上(宏观政策)都有收紧的倾向,但是到明年二季度或者夏天之后,当全球经济复苏疲弱的时候,政策存在放松空间。建议明年中国的宏观政策相对偏紧的话,站在新一轮调整过程中比较有利的位置。

而钟正生认为,明年的中国经济同比肯定不差,一大可能的亮点是全球经济复苏共振的话,中国的制造业投资的修复前景可期。

钟正生说,12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民间投资增长0.2%,增速年内首次转正。在他看来,这是标志性的事件,他看好制造业投资修复的前景和高度,并给出了多个理由:第一,制造业投资差不多三四年一个周期,在201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开支非常高了,疫情按下了制造业企业的暂停键,没有疫情的话,制造业的企业开支已明显提速。如果明年没有大的宏观冲击和信用紧缩,相信制造业的投资开支会有更大幅度的反弹;第二,在中美科技争端的背景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是强调在“十四五”期间提升制造业占比。对于高质量的制造业的投入,政策的扶持会更多;第三,现在美国的库存水平很低,如果没有启动补库存或者新的产业周期,对中国产生外溢效应;最后,今年疫情冲击之下,我们对制造业的金融支持是非常到位,这会对明年的制造业投资有比较大的带动。

刘锋表示,中国面临着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今年,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持续萎缩,明年不要说复苏,能恢复就不错了,但中国因较好地控制了疫情,今年经济实现了正增长,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率大大提高。

刘锋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模式、方法能否再有效地向前推进,“我和我的团队研究发现,2012年之后,尤其是2015年以后,很多以前特别好用的方法却不奏效了,目前,我们的效率在不断降低,很多企业没有完全恢复,债务问题频发,这些问题还能否用以前的方法解决?可能已经解决不了了。” 刘锋称。

在这种情况下,刘锋认为,我们仍需要创新机制,让潜力有机会发挥。他认为我国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下半年我国仍应该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们的政策空间非常大,保持这个节奏就可以了。

3.明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会怎么走?

沈明高说,他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政策部门希望过紧日子,但是我们的实体经济可能承受不了这样的紧日子。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相对其他国家偏紧,我们就处在有利的条件,现在的中美利差扩大,人民币升值,一方面自主增长性在提高,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提供相对高的回报。“我的建议是,从明年来看,我们的政策偏紧,但是不要太紧。相对偏紧的话,就可以站在新一轮调整过程中比较有利的位置。”

徐高认为,国内的宏观政策现在应该到了政策正常化的时候,明年GDP增速应该在5%以上。不过,现在还没有到政策紧缩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今年极度宽松的政策向相对正常的政策回归,边界政策肯定是收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徐高也认为,我们应该吸取2018、2019年的教训,在去杠杆的基础上,全社会融资难,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信用风险不断爆发,这是教训,我们不会在一条沟里掉两次,明年应该温和地收紧政策,整体还是宽松的。

钟正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表示,不必过于担忧货币政策过早过快地退出,明年的货币政策不会(收得)那么紧,货币政策会正常化,同时货币政策可以保持相对调试的状态,相信监管当局也会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调整,而不是一个方向减。

对于明年的财政政策,钟正生指出,毫无疑问财政政策相对今年会退坡。如果货币政策过度收紧,财政政策在搭配上不能收得过紧。“根据我们的测算,明年的赤字率会到3%,一万亿的特别国债不发,地方债新增规模不变,广义的预算赤字可能是8%左右,而今年广义的预算赤字是11%。”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侯润芳 潘亦纯 编辑 赵泽 校对 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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